马援援兄子严、敦，并喜讥议，而通轻侠客。援前在交趾，还书诫之曰：“吾欲汝曹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：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恶也：宁死，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汝曹知吾恶之甚矣，所以复言者，施衿结缡，申父母之戒，欲使汝曹不忘之耳！
“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。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。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。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，所谓‘刻鹄不成尚类鹜’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‘画虎不成反类狗’者也。讫今季良尚未可知，郡将下车辄切齿，州郡以为言，吾常为寒心，是以不愿子孙效也。”
韩愈七月三日，将仕郎、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，谨奉书尚书阁下。
士之能享大名、显当世者，莫不有先达之士、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。士之能垂休光、照后世者，亦莫不有后进之士、负天下之望者，为之后焉。莫为之前，虽美而不彰；莫为之后，虽盛而不传。是二人者，未始不相须也。
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。岂上之人无可援、下之人无可推欤？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，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。故高材多戚戚之穷，盛位无赫赫之光。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。未尝干之，不可谓上无其人；未尝求之，不可谓下无其人。愈之诵此言久矣，未尝敢以闻于人。
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，特立而独行，道方而事实，卷舒不随乎时，文武唯其所用，岂愈所谓其人哉？抑未闻后进之士，有遇知于左右、获礼于门下者，岂求之而未得邪？将志存乎立功，而事专乎报主，虽遇其人，未暇礼邪？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？愈虽不才，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，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？古人有言：“请自隗始。”愈今者惟朝夕刍米、仆赁之资是急，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。如曰：“吾志存乎立功，而事专乎报主。虽遇其人，未暇礼焉。”则非愈之所敢知也。世之龊龊者，既不足以语之；磊落奇伟之人，又不能听焉。则信乎命之穷也！
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，如赐览观，亦足知其志之所存。愈恐惧再拜。
李攀龙
秋瑾
陈与义
姚述尧
江山清绝，正箫台花县，霜秋时候。寻胜登高环望处，碧瓦参差铺绣。五岫藏云，两溪吞月，古市渔盐凑。青帘斜扬，家家香泛丹溜。
况是东鲁风流，看儒冠济济，垂天赋就。时科举后邑中预荐者四人。陶令从容官事了，把菊高吟闲昼。草鞠圜扉，香凝燕寝，豪饮挥金斗。公庭无事，珍祥休问驯兽。鲁恭驯雉也。
况是东鲁风流，看儒冠济济，垂天赋就。时科举后邑中预荐者四人。陶令从容官事了，把菊高吟闲昼。草鞠圜扉，香凝燕寝，豪饮挥金斗。公庭无事，珍祥休问驯兽。鲁恭驯雉也。
张抡
石孝友
毛滂
程垓
九月江南烟雨里。客枕凄凉，到晓浑无寐。起上小楼观海气。昏昏半约渔樵市。
断雁西边家万里。料得秋来，笑我归无计。剑在床头书在几。未甘分付黄花泪。
断雁西边家万里。料得秋来，笑我归无计。剑在床头书在几。未甘分付黄花泪。
赵长卿
张孝祥
陈人杰《大戴礼记》，前人据唐孔颖达《礼记正义序》所引郑玄《六艺论》“戴德传《记》八十五篇，则《大戴礼》是也”之语，多谓其书成于西汉末礼学家戴德（世称大戴）之手。现代学者经过深入研究，推翻传统之说，论定成书时间应在东汉中期。它很可能是当时大戴后学为传习《士礼》（即今《仪礼》前身）而编定的参考资料汇集。
《魏书》，北齐魏收撰，是一本纪传体史书，内容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。124卷，其中本纪12卷，列传92卷，志20卷。因有些本纪、列传和志篇幅过长，又分为上、下，或上、中、下3卷，实共130卷。
“汉官六种”是东汉时期陆续产生的六种关于汉代官制、礼仪的著作的总称，即《汉官》、《汉官解诂》、《汉旧仪》、《汉官仪》、《汉官典职仪式选用》、《汉仪》六种书。此六书于唐宋以后散佚，现在只能看到元人和清人的辑本。后由清人孙星衍编辑成《汉官六种》十卷，收入《平津馆丛韦》。
《竹书纪年》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。西晋咸宁五年（279年，另说281年或280年），汲郡（今河南省卫辉市）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，发现《竹书纪年》。该书亦称《汲冢纪年》《古文纪年》。《竹书纪年》共十三篇，叙述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，按年编次。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，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，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。现存《竹书纪年》分为“古本”和“今本”两个体系。“古本”为辑佚本，其纪事起于夏代，终于公元前299年，无规整的体例。“今本”纪事起于黄帝，终于魏襄王二十年（前296） ，有较为完整的体例。我们收录的就是今本《竹书纪年》。
本书凡十六卷，上起清顺治元年（1644，明崇祯十七年）五月、止于康熙四年（1665）二月，记述南明史略与郑成功事迹。本书编年为纲，杂以纪事本末、传记形式。各卷按年分事记述，但编年不编月，有些事目中，又多以事件为题，也有传记、章奏、诗文。每卷几乎都有“志异”，专记星象变化和天灾异象。
松漠纪闻一卷（两淮盐政采进本），此书乃其所纪金国杂事。始於留金时，随笔纂录。及归，惧为金人搜猎，悉付诸火。既被谴谪，乃复追述一二，名曰《松漠纪闻》。寻有私史之禁，亦秘不传。绍兴末，其长子适始校刊为正续二卷。乾道中仲子遵又增补所遗十一事。
唐才子传， 是记载唐、五代诗人简要评传的汇编集。撰者为元代文学家辛文房，字良史，西域人，曾官省郎。能诗，与王执谦、杨载齐名，有《披沙诗集》，已佚。
《十六国春秋》是记载十六国（公元304年～公元439年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，作者是北魏的崔鸿。崔鸿，东清河县（今中国东部山东平原西南）人，年轻时就有志于修史。西晋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匈奴族刘渊、羯族石勒、氐族苻坚等建立的政权，历史上总称为十六国，这些政权各有自己的史书，但是体例不一，记述差距也较大。所以，崔鸿根据旧的记载，加以综合汇编，写成一百卷，此外还有序例一卷，年表一卷。此书历史地位很高，后来的魏收编写《魏书》，唐朝时编修《晋书》，都将此书作为重要参考资料。不过到北宋时已经残缺得只剩二十多卷。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时曾引用过，但已非全貌。
皇甫谧著一本高士传，朝那（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）人，青年时代，即勤于学习，以著述为务，对经史各家均有研究，著有《帝王世纪》《高士传》《逸士传》《列女传》《玄晏春秋》等，表现了他在文、史方面的才华。现存的《高士传》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采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魏古今八代之士，立91传，其中《长沮桀溺》、《鲁二徵士》一传记2人，《四皓》一传记4人，共记96人。
该书以纪事本末体的方式专记南明福王政权的七件大事，是研究南明和清初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南宋陆游撰，凡十八卷，纪传体南唐史书。其中本纪三卷，列传十五卷。记述南唐自公元937年先主李昪建国至975年后主李煜在位时为北宋所灭共39年之史事。此书叙事简明扼要，保存了大量关于南唐史的珍贵史料，为南唐史中之佳作。陆游认为马令的《南唐书》未尽其善，于是对其删繁补遗，重加编撰，仍名为《南唐书》。陆游在撰写此书时，提出的修史原则是：“以耳目所接，察隧碑行述之谀辞；以众论所存，刊野史小说之谬妄。取天下之公，去一家之私。”
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地理史籍，又称《西域记》，12卷。玄奘述，辩机撰文。本书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而著，贞观二十年（646）成书。书中综叙了贞观元年（一说贞观三年）至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之见闻。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、地区、国家之概况，有疆域、气候、山川、风土、人情、语言、宗教、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、神话故事等。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、南亚诸国的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，也是研究佛教史学、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。
《蛮书》为唐朝时樊绰所著的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。又名《云南志》《云南记》《云南史记》《南夷志》《南蛮志》《南蛮记》。共十卷。
“三事忠告”是《牧民忠告》、《风宪忠告》及《庙堂忠告》三书之合称。《牧民忠告》系张养浩任县令时著，二卷，分拜命、上任、听讼、御下、宣化、慎狱、救荒、事长、受代、居闲十章。《风宪忠告》为张养浩任御史时著，一卷，分自律、示教、询访、按行、审录、荐举、纠弹、奏对、临难、全节十篇。《庙堂忠告》为张养浩任参议中书省时著，分修身、有贤、重民、远虑、调变、任怨、分谤、应变、献纳、退休十篇。明洪武二十二年（公元1389年）黄士宏合三书为《为政忠告》，有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。宣德六年（公元1431年）李骥重刻，改名《三事忠告》，有《贷园丛书》本。
《史通》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，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。《史通》包括内篇三十九篇、外篇十三篇，其中内篇的《体统》、《纰缪》、《弛张》三篇在北宋欧阳修、宋祁撰《新唐书》前已佚，全书今存四十九篇。内篇为全书的主体，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、史料采集、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，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；外篇论述史官制度、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。
《幼学琼林》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，作者程登吉。《幼学琼林》初为明代西昌人程登吉（字允升）编著，本名《幼学须知》，又称《成语考》、《故事寻源》，清人邹圣脉作了增补，改名为《幼学琼林》，也叫《幼学故事琼林》。 内容以介绍综合知识为主，天文地理、家庭饮食、花鸟兽木等无所不包，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。文字形式上，不拘泥于四言，灵活运用杂言，只注重两两相对，不强求整齐押韵。编排上以内容分类，分别介绍各类常用词、成语及掌故。其中有些词和成语的解释我们至今仍在使用。
《孔子家语》又名《孔氏家语》，或简称《家语》，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。今传本《孔子家语》共十卷四十四篇，魏王肃注，书后附有王肃序和《后序》。《后序》实际上分为两部分，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安国语气所写，一般称之为《孔安国序》，后半部分内容为安国以后人所写，故称之为《后孔安国序》，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《家语》的《奏言》。
《春秋繁露》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。《春秋繁露》推崇公羊学，发挥“春秋大一统”之旨，阐述了以阴阳五行，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-神学理论，宣扬“性三品”的人性论、“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”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，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，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《明夷待访录》诞生于明清之际，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。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，总结了秦汉以来，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，并提出了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，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，被梁启超称为“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”。
《中说》反映王通的思想，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。王通在政治上，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，倡导实行“仁政”，主张“三教合一”，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，有进步性。在哲学上，王通致力于探究“天人之事”，围绕“天人”关系这个核心，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、发展现、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，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