沛公军霸上,未得与项羽相见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:“沛公欲王关中,使子婴为相,珍宝尽有之。”项羽大怒曰:“旦日飨士卒,为击破沛公军!”当是时,项羽兵四十万,在新丰鸿门;沛公兵十万,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曰:“沛公居山东时,贪于财货,好美姬。今入关,财物无所取,妇女无所幸,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气,皆为龙虎,成五采,此天子气也。急击勿失!”
楚左尹项伯者,项羽季父也,素善留侯张良。张良是时从沛公,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,私见张良,具告以事,欲呼张良与俱去,曰:“毋从俱死也。”张良曰:“臣为韩王送沛公,沛公今事有急,亡去不义,不可不语。”
良乃入,具告沛公。沛公大惊,曰:“为之奈何?”张良曰:“谁为大王为此计者?”曰:“鲰生说我曰:‘距关,毋内诸侯,秦地可尽王也。’故听之。”良曰:“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?”沛公默然,曰:“固不如也。且为之奈何?”张良曰:“请往谓项伯,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。”沛公曰:“君安与项伯有故?”张良曰:“秦时与臣游,项伯杀人,臣活之;今事有急,故幸来告良。”沛公曰:“孰与君少长?”良曰:“长于臣。”沛公曰:“君为我呼入,吾得兄事之。”张良出,要项伯。项伯即入见沛公。沛公奉卮酒为寿,约为婚姻,曰:“吾入关,秋毫不敢有所近,籍吏民封府库,而待将军。所以遣将守关者,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。日夜望将军至,岂敢反乎!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。”项伯许诺,谓沛公曰:“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。”沛公曰:“诺。”于是项伯复夜去,至军中,具以沛公言报项王,因言曰:“沛公不先破关中,公岂敢入乎?今人有大功而击之,不义也。不如因善遇之。”项王许诺。
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,至鸿门,谢曰:“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,将军战河北,臣战河南,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,得復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,令将军与臣有郤……”项王曰: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;不然,籍何以至此。”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。项王、项伯东向坐,亚父南向坐。亚父者,范增也。沛公北向坐,张良西向侍。范增数目项王,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,项王默然不应。范增起,出召项庄,谓曰:“君王为人不忍。若入前为寿,寿毕,请以剑舞,因击沛公于坐,杀之。不者,若属皆且为所虏。”庄则入为寿。寿毕,曰:“君王与沛公饮,军中无以为乐,请以剑舞。”项王曰:“诺。”项庄拔剑起舞,项伯亦拔剑起舞,常以身翼蔽沛公,庄不得击。
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。樊哙曰:“今日之事何如?”良曰:“甚急!今者项庄拔剑舞,其意常在沛公也。”哙曰:“此迫矣!臣请入,与之同命。”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,樊哙侧其盾以撞,卫士仆地,哙遂入,披帷西向立,瞋目视项王,头发上指,目眦尽裂。项王按剑而跽曰:“客何为者?”张良曰:“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。”项王曰:“壮士,赐之卮酒。”则与斗卮酒。哙拜谢,起,立而饮之。项王曰:“赐之彘肩。”则与一生彘肩。樊哙覆其盾于地,加彘肩上,拔剑切而啖之。项王曰:“壮士!能復饮乎?”樊哙曰:“臣死且不避,卮酒安足辞!夫秦王有虎狼之心,杀人如不能举,刑人如恐不胜,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:‘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。’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,毫毛不敢有所近,封闭宫室,还军霸上,以待大王来。故遣将守关者,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,未有封侯之赏,而听细说,欲诛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续耳,窃为大王不取也!”项王未有以应,曰:“坐。”樊哙从良坐。
坐须臾,沛公起如厕,因招樊哙出。沛公已出,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。沛公曰:“今者出,未辞也,为之奈何?”樊哙曰:“大行不顾细谨,大礼不辞小让。如今人方为刀俎,我为鱼肉,何辞为?”于是遂去。乃令张良留谢。良问曰:“大王来何操?”曰:“我持白璧一双,欲献项王,玉斗一双,欲与亚父。会其怒,不敢献。公为我献之。”张良曰:“谨诺。”当是时,项王军在鸿门下,沛公军在霸上,相去四十里。沛公则置车骑,脱身独骑,与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强、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,从郦山下,道芷阳间行。沛公谓张良曰:“从此道至吾军,不过二十里耳。度我至军中,公乃入。”
沛公已去,间至军中。张良入谢,曰:“沛公不胜桮杓,不能辞。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,再拜献大王足下,玉斗一双,再拜奉大将军足下。”项王曰:“沛公安在?”良曰:“闻大王有意督过之,脱身独去,已至军矣。”项王则受璧,置之坐上。亚父受玉斗,置之地,拔剑撞而破之,曰:“唉!竖子不足与谋。夺项王天下者,必沛公也。吾属今为之虏矣!”
沛公至军,立诛杀曹无伤。
张衡字平子,南阳西鄂人也。衡少善属文,游于三辅,因入京师,观太学,遂通五经,贯六艺。虽才高于世,而无骄尚之情。常从容淡静,不好交接俗人。永元中,举孝廉不行,连辟公府不就。时天下承平日久,自王侯以下,莫不逾侈。衡乃拟班固《两都》作《二京赋》,因以讽谏。精思傅会,十年乃成。大将军邓骘奇其才,累召不应。
衡善机巧,尤致思于天文、阴阳、历算。安帝雅闻衡善术学,公车特征拜郎中,再迁为太史令。遂乃研核阴阳,妙尽璇玑之正,作浑天仪,著《灵宪》、《算罔论》,言甚详明。
顺帝初,再转,复为太史令。衡不慕当世,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。自去史职,五载复还。
阳嘉元年,复造候风地动仪。以精铜铸成,员径八尺,合盖隆起,形似酒尊,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。中有都柱,傍行八道,施关发机。外有八龙,首衔铜丸,下有蟾蜍,张口承之。其牙机巧制,皆隐在尊中,覆盖周密无际。如有地动,尊则振龙,机发吐丸,而蟾蜍衔之。振声激扬,伺者因此觉知。虽一龙发机,而七首不动,寻其方面,乃知震之所在。验之以事,合契若神。自书典所记,未之有也。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,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。后数日驿至,果地震陇西,于是皆服其妙。自此以后,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。
时政事渐损,权移于下,衡因上疏陈事。后迁侍中,帝引在帷幄,讽议左右。尝问天下所疾恶者。宦官惧其毁己,皆共目之,衡乃诡对而出。阉竖恐终为其患,遂共谗之。衡常思图身之事,以为吉凶倚伏,幽微难明。乃作《思玄赋》以宣寄情志。
永和初,出为河间相。时国王骄奢,不遵典宪;又多豪右,共为不轨。衡下车,治威严,整法度,阴知奸党名姓,一时收禽,上下肃然,称为政理。视事三年,上书乞骸骨,征拜尚书。年六十二,永和四年卒。
《中庸》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,原是《礼记》第三十一篇,相传为子思所作,是儒家学说经典论著。经北宋程颢、程颐极力尊崇,南宋朱熹作《中庸章句》,最终和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称为“四书”。宋、元以后,《中庸》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,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《中庸》提出的“五达道”、“三达德”、“慎独自修”、“至诚尽性”等内容,对为人处事,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。
《大学章句集注》是由宋代哲学家、思想家朱熹所著。是朱熹对《大学章句》的注释,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。《四书集注》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,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,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。
《旧唐书》共200卷,包括《本纪》20卷、《志》30卷、《列传》150卷,原名《唐书》,宋祁、欧阳修等所编著《新唐书》问世后,才改称《旧唐书》,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(945年)。
《续资治通鉴》二百二十卷,清毕沅撰。此书付刻未及半,毕沅生前仅初刻一○三卷,毕家因贪污遭籍没而止,书稿散佚,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二百二十卷。《续资治通鉴》跟《资治通鉴》有不少出入,续通鉴大量引用旧史原文,叙事详而不芜;仅有取舍剪裁,而无类似温公的改写熔炼,亦无“毕沅曰”等各家史论。《续资治通鉴》作者虽挂名毕沅,然名家钱大昕、邵晋涵、章学诚、洪亮吉、黄仲则等均参预其事,此书实成于众人之手。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,认为“有毕《鉴》则各家续《鉴》皆可废也”。
《贞观政要》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。全书十卷四十篇,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,与魏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,大臣们的争议、劝谏、奏议等,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,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、经济上的重大措施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、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。
《国语》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。宋代以来,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《国语》为西汉刘歆的伪作。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(公元前990年)西征犬戎(约公元前947年),下至智伯被灭(公元前453年)。《国语》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、宴飨、讽谏、辩说、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。《国语》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。
《靖康传信录》,宋代李纲著,记载了“靖康之变”前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,是研究此段时间历史的宝贵资料。
该书共5卷,作者是一代文豪、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学家韩愈,是唐代唯一没有佚失的实录,但在唐文宗时期因直笔书写禁中之事、触犯宦官利益而遭到修改。有人认为作者韩愈和宦官俱文珍等关系密切,因而这一实录中涉及宦官的文字语多回护,但毕竟是留下了有关顺宗及其有关时期情况的第一手记录,弥足珍贵。
《东观奏记》三卷,唐裴庭裕撰。庭裕一作廷裕,字膺馀,闻喜人,官右补阙。其名见《新书。宰相世系表》,所谓裴氏东眷者也。王定保《摭言》,称其乾宁中在内廷,文书敏捷,号下水船。其事迹则无可考焉。其书专记宣宗一朝之事。前有《自序》,称上自寿邸即位二年,监修国史丞相晋国公杜让能,奏选硕学之士十五人,分修《三圣实录》。
全书共四卷。唐赵元一撰。本书是记载德宗避难奉天时期的第一手资料。体例是按日叙事,多记功臣勋业及逆臣言行,以示惩劝,并常作简短评论。其叙事记言往往较正史详尽可信,可据以考订事实真相,虽间有失实之处,不足为病。
《十七史百将传》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名将的传记。又称《百将传》、《正百将传》,是南宋东光(今河北省东光县)人张预(字公立)用了数年时间编写的。他从十七史中选出一百位名将编写他们的传记。此书是按照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编写的,后世许多的名将传记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。
《英雄记》,作者是王粲,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“英雄”的传记.该书全书已佚,存在书名讹误、材料真伪与具体写作时间等问题.据史料分析,其主体部分当写成于建安十三年(公元208年)九月,作者归曹前,反映了曹操统一北方以前汉末群雄割据时代最宽泛的“英雄”概念。
该书以纪事本末体的方式专记南明福王政权的七件大事,是研究南明和清初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本书为记录南唐至宋初江南史事的纪传体史书,宋人云全书凡八十四传。今仅存十卷,首三卷分载南唐三主事迹,后七卷皆南唐诸臣传,凡三十四传,较宋人所见,已缺五十传。所记南唐史事,偶有疏略讹舛,宋人已多有指出。但亦多存南唐君臣的珍闻轶事,颇有他书未见者。
《洛阳伽蓝记》简称《伽蓝记》,中国古代佛教史籍。是东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,抚军司马杨衒之重游洛阳,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,概况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、地理、佛教、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,成书于公元547年(东魏武定五年)。后世将《洛阳伽蓝记》与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、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并称为中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。
《蛮书》为唐朝时樊绰所著的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。又名《云南志》《云南记》《云南史记》《南夷志》《南蛮志》《南蛮记》。共十卷。
《都城纪胜》,南宋笔记,作者是耐得翁(生卒年不详),姓赵,当为南宋宁宗、理宗时人,其身世事迹无考。作者曾寓游都城临安(今浙江杭州),根据耳闻目睹的材料仿效《洛阳名园记》,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(公元1235年)写成该书。
《岭外代答》刊刻于淳熙五年(1178年),宋代地理名著。周去非撰,共十卷。 淳熙中官桂林通判。系随事条录见闻。东归后因问岭外事者甚多,书以代答,故名。于淳熙五年(1178)成书,共10卷,20门,294条,记有南海诸国与麻嘉国(今麦加)、白达国(今伊拉克)、勿斯离国(今埃及)、木兰皮国(马格里布,即今北非一带)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。
《庐山记》,古代中国宗教人文地理志。共三卷,附《庐山纪略》一卷。封面及书名页题“四库全书所收守山阁丛书残本、日本大正刊大藏经所收大谷大学藏本及元禄十年刊本合教本”书题:“宋陈舜俞庐山记合教本”、“重修庐山志副刊品”。
宋代史学名著,全书二百五十卷,采编年体例。“三朝”,指宋徽宗赵佶、宋钦宗赵桓、宋高宗赵构三朝。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,按年月日标出事目,加以编排,故称为“北盟会编”。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,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,不下数百家,但“各说异同,事有疑信”。